中国崩溃论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

2019-12-08 19:58:40 来源: 河北信息港

“中国崩溃论”: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

历经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国际体系的推动者和建设者,亦有意与西方发达国家达致良性互动,成为这些国家的伙伴而非对手。然而,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还是对中国采取了遏制策略。但在选择遏制中国的路径时,他们已不再更多采用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刚性遏制”政策。因为,对中国的“刚性遏制”,只能强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反西方倾向,无助于达到其 “教化”中国的目的。“刚性遏制”的低效,促使西方摒弃以往咄咄逼人的“攻势”战略,转而选择“柔性”策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关于中国的妖魔性话语,就是西方遏制中国策略之首选。而“中国崩溃论”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中国的话语载体之一。

一、“中国崩溃论”:从学术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转变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两篇论文,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中国统计数据进行比对性分析,指出中国能源消耗增长与GDP增长等存在不合逻辑的负相关性,进而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性。这是从学术层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否定性论述。两篇论文的观点,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应该说只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正常探讨,未有政治性因素的介入。

2001年7月,美籍华人章家敦出版英文专着《中国即将崩溃》,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虚假繁荣,不久将崩溃。章家敦曾在中国上海、香港生活,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因此其观点获得美国部分政界人士及学者的认同。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美国国会还就此专门召开听证会。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撰写的《中国梦》出版,预言中国即将出现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此论助推了“中国崩溃论”的政治性转向。

2002年初,西方一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流媒体,如美国的《周刊》、《中国经济评论》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开始大量报道托马斯·罗斯基的观点。至此,关于中国GDP数据真伪和中国发展趋势的纯学术研究,由于西方主流媒体介入,开始向政治领域转向、蔓延。在国际话语权被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的背景下,“中国崩溃论”杂糅了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恶意企图,成为他们妖魔化中国的标志性话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再度抛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共产党也将随之垮台。但是,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有效应对,成为国际经济摆脱低迷困境的“引擎”。

2013年至2014年,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有意识地降低了经济增速,将经济增速控制在合理可控区间。但是,这也使“中国崩溃论”再次回潮。美国学者沈大伟在2015年3月6日的《华尔街》刊发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富人移民国外、压制异见政治人士、官员腐败、官员木讷和经济陷入系统性陷阱,将导致中国“崩溃”。前些年,沈大伟曾对中国发展持乐观肯定态度,多次应邀到中国访问,在中国思想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提出“中国崩溃论”,一反其此前对中国的认知和肯定,出乎国人意料,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较大反响。

“中国崩溃论”罔顾中国的发展实绩,向国际社会绘制了一幅中国行将“崩溃”的虚幻图景。而这种虚假“镜像”又以数据为支撑基点,以章家敦的华裔身份为亲历性佐证,以名家学者的学术之名,极具欺骗性。一是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弱化中国的国际吸引力,有可能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二是对西方国家政府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形成对华不利的政策,进而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增加中国发展的国际成本。三是降低外商投资中国的意愿,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的当下,外资的减少将阻滞中国的经济发展。四是误导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不利于中西方民众交往交流,增进互信和友谊。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切不可掉以轻心。

二、“中国崩溃论”缘何被西方屡屡抛出

2001年以来,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博弈中,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一些不利于中国发展的症候,西方就会抛出“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国即将“崩溃”。 因此,“中国崩溃论”,可谓既是老话题,又是新言说,虽然屡被证伪,但总是会被西方不断利用。西方热衷于讨论和宣扬“中国崩溃论”,主要有以下原因:

1、西方对中国实力上升和自身实力下降的焦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以罕见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着提升,国际地位明显增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积极应对严峻挑战,成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的“牵引机”,令世界各国瞩目。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即使目前中国主动调低经济增速,7%的增速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反观西方发达国家,30多年来,经济增速一直较低,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普遍陷入经济低迷,至今未有显着起色。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纷纷加入,彰显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尚未做好接受中国崛起的心理准备。他们不愿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出现了自我“身份焦虑症”。“我还是原来的我吗?”“我还是世界的主导者吗?”这些疑问,冲击着西方国家所谓的自尊。他们不愿看到一个曾被其视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向当今世界的中心地带位移,焦虑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忧惧自身中心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到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和挑战”。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这使西方国家陷入对待中国的矛盾心态。因此,他们屡屡抛出“中国威胁论”,正是为了掩盖其因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对自身的发展缺乏自信而陷入的迷茫和惶惑。

2、西方意识形态偏见

由于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并在西方取得领先地位,西方国家习惯以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自居,“西方中心论”应运而生。“西方中心论”将其现代化进程普泛化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唯一路径,将西方政治模式视为全球普世性的唯一范式,凡是不符合其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都被指涉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另类;凡是不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国家,都被定格成专制政体和所谓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逆子。“维护‘民主优势’论的正确性,即西式民主是繁荣的前提,发达国家都是西式民主国家”的狭隘心理,使西方国家惯于以西方的视角审视外部世界,总是以西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为坐标,评判非西方文明实践。这使西方的判断难免囿于视野的狭窄而出现偏见。这种偏见已固化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基因”,影响着西方国家“自我”对“他者”的认知。

西方对中国引入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给予肯定,但对中国不照搬其政治模式,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开创出迥异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横加指责。目前,中国更加注重推进渐进式民主即增量民主和协商民主,并未对西方民主进行激进式“横的移植”,使西方寄予中国政治改革“休克疗法”的愿望更难以实现。基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将中国的政治体制贬损为专制政体,不认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自然会妖魔化中国。[1][2]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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